本文目录一览：
- 1、求袁世凯的历史评价
- 2、如何评价袁世凯？
- 3、如何看待民国时期的袁世凯？
求袁世凯的历史评价
公正点的 评价
公正评价袁世凯
对政治人物，与其追究其道德，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，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。
史学家们大都会同意，在大清帝国袁世凯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。
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，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，严复的朋友；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，所上奏章，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。
进入20世纪，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，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。
大清王朝最后10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，实行新的教育制度。
促使朝廷当机立断，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。
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（今河北省）。
他的精明之处还表现在吸取过往改革受制于原有官吏而失败的教训，非常重视“开官智”，把现有官吏的重新培训摆在突出地位。
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，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。
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。
这是他努力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的成果之一。
义和团事件后，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，精明的袁世凯训练三千警察进驻这个地区，维护了 *** 和地方治安。
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，应该说是一个进步。
在经济领域，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，成绩显著；有的项目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。
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颂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，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、资金筹措，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。
一位美籍华人史家说：“它（京张铁路）是由袁发起、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。
”
以往史学家认为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。
但即使在政治领域，也有许多事件是值得推敲的。
一是袁世凯的称帝问题。
他的称帝是君主立宪，是有别于封建的帝制的。
他是参考了当时比较强大的英日等国的国体。
二是签订21条。
随着日本等国一些档案的解密和观看袁世凯签订21条的手迹及签订21条前后他的言行，袁世凯在此事件中是没有大错的。
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他唯一能作的，也就是用艰苦的谈判，来换取一些对自己国家有利的条件。
在当时，即使换了别的势力，别的人当政，也只能这样了。
所以最后21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。
5.9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，说是奇耻大辱，这确实是的。
不过在签字之前的5.8日，袁世凯就向全国通报，说不得已，只有签了，这实际上是奇耻大辱。
在国人说这是奇耻大辱之前，他都承认这是奇耻大辱。
在签订以后，袁世凯又下了一道手令:不经 *** 批准，有租让给外国一寸土地者，以国贼论处。
当时的这种谈判，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，没有办法。
当时中国留学海外的精英胡适就说：这个谈判应该说在之前中国的历史当中，是没有过的，该柔的时候柔，该刚的时候刚，争取到了对自己最大的退让。
王芸生在30年代初编辑的《60年来中国与日本》的时候也说，在回顾整个谈判，袁世凯的指挥和领导，应该说是没有大错的。
当年的一些历史学家也都肯定了当时21条的交涉。
所以说他拱手卖国，是没有历史依据的，陈伯达给他的窃国大盗的“谥号”也是偏颇的。
至于出卖戊戌变法和暗杀宋教人，更是缺乏确凿证据。
除此之外，在政治领域反而有一些是应该肯定的：
首先，执政第一年就制定了《国会组织法》，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，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。
其次，1913年1月9日公布《文官考试法》，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。
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，以国法学、刑法、民法、国际公法、行政法、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，一定要考。
商法、政治学、刑事诉讼法、民事诉讼法、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，应试者自择其一。
再次，他推行军民分治，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，也是完全正确的。
总的看来，他在制度层面的施政有可取之处，不能一概抹煞。
如何评价袁世凯？
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一般以负面居多，但是这些负面评价是否公允也被质疑。
袁世凯有任事之才、治军之能，实为清末一务实干练的能臣，自小站练兵至接掌北洋，还有他建新学的学校，主张废科举，引进西方学说，又成立一支警察部队，令中国军警分离。袁世凯对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化，有很大的贡献。
然而袁氏当国时期，为巩固个人独裁权力，不守约法、解散国民党，使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失去在制度下健康发展的机会。
介绍
出身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家族，他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，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，是这个家族的顶梁柱；他的生父是袁保中，为项城县的地主豪绅，捐了个同知官位。
袁世凯系袁保中第四子，生母是袁保中之妾刘氏，他于1859年9月16日（清文宗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）出生于大清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北之袁张营。
如何看待民国时期的袁世凯？
袁世凯是军人出身，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，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，但他完全属于旧派。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，他似乎相当维新，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，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。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，是个实干家、卓越的行政官吏、领袖人物。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。他为人精明，长于应付各种人物，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、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。
